2007年,範戈爾德與父母在一起。1989年,範戈爾德在黃石公園。2003年,範戈爾德在華盛頓州洛佩茲島。
朱迪·範戈爾德闖入FBI辦公室偷文件時只有19歲。
1971年3月,她與7名同樣反對越戰的人一起,從美國聯邦調查局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辦公室盜走了1000多份機密文件,並向媒體公佈許多猛料:“胡佛領導的FBI實施大規模監聽和騷擾”,“FBI監控馬丁·路德·金,造成其自殺”......
歷史總是那麼相似,43年後,一個名為斯諾登的年輕人“偷走”了美國安局監聽民眾和領導人的證據。在“棱鏡門”事件不斷發酵的當下,這些銷聲匿跡近半世紀的“FBI盜賊們”終於現身,聲援同樣因泄密遭通緝的斯諾登。這其中也包括已年過花甲的朱迪·範戈爾德。
“盜竊”之前
反戰的她為軍方工作
在參與盜竊事件時,範戈爾德是年紀最小的參與者。
在她年幼的時候,她已表現出一些特質:12歲的她就是民權活動和反核運動的活躍分子,她還記得獨自乘地鐵去參加集會和示威的時光。
少女時代的範戈爾德相信行動會帶來積極的改變。在丹佛大學學習一年後,她在舊金山住了一年。這是她作為一個實習生為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工作。此後,她擔任在費城空軍系統司令部的軍事顧問,這份工作使她熟悉軍事審判統一法典,並學以致用地幫助因反戰而想離開軍隊的人提供咨詢等。
同時,這份工作也讓她意識到自己的居住地處於監視之下。正是因此,她轉為支持威廉·戴維森——正是他提出偷盜FBI辦公室以獲得FBI監視的書面證據。
農場逃亡
10年與背包睡袋為伴
事發後,震怒的胡佛派出200名FBI探員,在全國緝拿嫌犯。範戈爾德也開始了逃亡生活。
她與認識的所有人切斷了關係,告訴父母自己可能受到聯邦政府的追捕。“我說我不能和他們電話聯繫,我盡我所能讓他們知道我的狀況怎樣,而不是我在哪裡。”
範戈爾德地下生活的第一個家就定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個山羊農場。這個農場屬於一個女人,整個農場游離於主流社會之外。在西部,這被稱為是“女人的土地”。
她認為,對當時的她而言,這是最理想的棲息地。
在那些年裡,她總是輕裝出行:一個背包和一個睡袋。“那就是我的所有。”她做著卑微的工作,這樣她的收入便不用留下書面記錄。“洗碗工,馴狗師,植物苗圃工作......我盡努力想方設法去掙錢。”她還寫詩歌,並且持續寫日記。甚至有一天,她在西雅圖的一個書店里看到一個詩歌選集中還收錄了自己遺落在農場的一首小詩。
範戈爾德回憶說,在那段時間中的生活,也許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人們可以接受你是誰,而不對個人的情況過問太多,不問你做什麼,你從哪裡來。而這對於一個不想談論過去的逃犯而言是非常適合的。”
在沒有網絡的時代,圖書館成為範戈爾德的重要信息來源。
範戈爾德總在圖書館看報紙,有一天,從報紙上知道她最大的一個願望已被實現——越戰結束。這個重大新聞讓這個女人哭了好幾天。
同樣在圖書館,她讀到1976年參議院舉行了聽證會。她讀到FBI官員的證詞證實了他們過去的暴力行為,而聯邦調查局也將進行改革。她意識到,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這8個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那一次偷竊行動。
無法與人分享心情的她在山腰向空曠的鄉村大喊。她回憶:“為了做這樣的事情,你願意放棄你的自由,然後改變真的來了。”
恢復身份
逃犯成了公務員
“我長大了一些,想有一個更好的生活。我想做一些我喜歡的事。”
10年的隱姓埋名後,1980年範戈爾德決定告別地下生活並用回自己的真實身份。
她先是花了500美元來請律師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一個人犯下違反聯邦法律的罪行並且在之後跨越了州界,那麼訴訟時效對他有何影響?這位律師告訴她,不管最初危險是怎樣,現在依然存在。
即使答案如此,她依然決定碰碰運氣。
她先是在華盛頓州一個學校選修課程,以此使她成為認證的森林技師。為註冊,她需要提交在盜竊事件發生前學校的成績單。而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她必須使用真實姓名。
這是她離開地下生活的第一步。而當她在近10年後第一次使用本名的時候,她沒有引發警報。此後她還參加公務員考試,成功被聘為田納西州大煙山國家公園的管理員。
她就這樣完成了一個過渡:從一個地下的聯邦逃犯變為保護聯邦土地的聯邦雇員。
恢復身份後,範戈爾德也在精心重建她切斷了多年的家庭關係。
公開身份
43年前的那一夜
在FBI幾經改革的同時,範戈爾德也安然無恙地度過了數十年。
今年1月的一天,她在當地的網吧查收郵件,她每次都會在網上搜索和當年盜竊案相關的新聞,每次她的搜索結果都是相同的,一是對於那起盜竊案的年度慶典,另一些是寫盜竊案的意義被忽略的文章。
這次不同,當她輸入關鍵詞之後,出現10頁以上的文章,第一個標題是:竊賊公開身份。
“我就像一隻突然被車燈照射的小鹿。”
範戈爾德以為43年前的秘密永遠沒人會知道:
1971年3月8日的那天晚上,正好上演拳王阿裡和喬·弗雷澤的“世紀之戰”,人們都守在收音機前收聽,他們撬開了FBI辦公室的門鎖,撬開文件櫃,將大疊的資料裝箱,一行人離開時,辦公室內已變得一片狼藉。他們逃到郊外一座農場研究這些機密文件,其間驚呼聲不斷。在翻看了所有文件後,他們以“FBI調查公民委員會”名義將最勁爆的部分寄給了多家報社。
當時,19歲的範戈爾德完全意識到參與這場盜竊將帶來的後果。因此她也與其他參與者定下承諾,絕不互相聯繫,這個秘密本應被“帶進墳墓”。
如今,案件的追訴時效已過,回想起43年沉默的生活,範戈爾德說,“我犯下了會帶來嚴重後果的聯邦罪行。我知道我的生活將會從根本上改變,但是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在那幾個月後,她與一同盜竊FBI的鮑勃·威廉姆森和基思·福賽斯等人取得聯繫。(李丹丹) (原標題:女版“斯諾登”半世紀逃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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